乾隆五十九年之前的北京城里，朝堂上的风光人物大概有三位：一位是坐了六十年皇位、写了四万多首诗的乾隆，一位是身兼六七个要职的权臣和珅，还有一位是以编书立名、在翰林院混了几十年的纪晓岚。三人身份差了好几个等级，却常常被放在同一桌菜上谈笑。

从官职上看，纪晓岚一辈子最高做到礼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，正二品顶格，也不过是众多六部尚书之一；和珅则不同，从二十多岁入仕，到五十出头倒台，先后担任内阁首席大学士、领班军机大臣、吏部尚书、户部尚书、刑部尚书、理藩院尚书，还长期兼任内务府总管，权力集中在他身上的官衔就有七八个。

正史里，两人并没有“公开斗法”的详细记载，《清史稿》中关于纪昀的传记只占不到十页，而关于和珅贪墨的篇幅却用了几十条材料，真正写到两人正面交锋的地方几乎为零。可到了民间，说书人一讲就是三五个时辰，故事里纪晓岚十次里能赢和珅七八次。

这种“赢面”主要靠文才。纪晓岚二十多岁中进士，主持《四库全书》编纂近十年；和珅虽然出身包衣，但通拉丁文、熟读经史，也被乾隆夸过“才具冠时”，同样参与了《四库全书》的工作。两位都跟四部一千多册的大书打了十几年交道，比普通翰林熟读的典籍多出成百上千卷。

乾隆自己对文学更是上头。按《清实录》里的统计，他在位六十年，加上太上皇三年，前前后后写了四万多首诗，相当于杜甫全存诗作的两百倍以上，平均下来一年要写六百多首，有的月份甚至一天能写两三篇。数量惊人，质量却一直被后人调侃。

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钱钟书在文章里提到乾隆诗时，用了“又酸又腐，读起来令人作呕”这十二个字，语气相当直接。可就算被后人这样评价，乾隆当年仍然乐此不疲，见到山水、宫殿、狩猎、朝会，几乎每件事都要配上一两首应景的五言或七言。

一个产量堪比流水线的皇帝，加上两个都在四库馆里混过、手里翻过成千上万卷古籍的大臣，到了酒桌上自然不会只谈银两、军务。乾隆在位后期，每年大宴群臣的次数在十次左右，春秋两季、元旦万寿，各种名目都有，酒过五巡之后，诗酒唱和往往比议政更热闹。

那次对联的故事大致就发生在这样的场合里。某年冬宴，御膳房一连端上二三十道菜，炖品、蒸品、烧烤俱全，其中一盘约三斤四两的红烧五花肉格外显眼，油光在灯下反着亮，成了和珅随口出题的道具。席间二十多位大臣，有军机、六部，也有翰林、科道。

和珅举杯一笑，指着那盘肉说出上联：“三斤四两五花肉。”短短七个数字加三个字，既点了分量，又点了菜名，还暗合“斤两分寸”这类吏部、户部常用的度量字眼。桌上十几个人立刻鼓掌起哄，按当时习惯，这种场合总要拱出一个人来对下联。

被点名的人很快就锁定为纪晓岚。那时他年过五十，牙口还不错，一口气连夹了三四块肉，嘴上油光闪亮。听到上联，他并没急着放下筷子，而是又喝了半杯酒，扫了一眼案上的配菜，最后停在一小碟葱花上，人还没完全咽下那口肉，就顺势抛出下联：“五两六钱七把葱。”

桌上顿时安静了不到三秒，然后就炸成一团。有人拍案叫妙，觉得“三斤四两”“五两六钱”在数字结构上对得严丝合缝，“五花肉”“七把葱”在名词种类上也算工整；但也有人皱着眉头，拿出当时京城平均物价来算账，说一两银子能买几十斤蔬菜，五两六钱已经够三口之家吃上一年青菜，七把葱怎么可能卖出这么高的价钱。

御膳房的日常开支，每年要向内务府报账几百次，每次银额从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，平日里谁也不会往细处翻。可那天有大臣借题发挥，指着纪晓岚的那句“七把葱”说是胡编乱造，甚至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到“欺君”两字。乾隆坐在上首，听了几句，眉头明显皱了一下。

见皇上表情变冷，刚刚还笑得露出两排大白牙的和珅，心里难免多了几分得意。他清楚自己掌着内务府的钥匙，每年从宫里出入的粮油、肉菜、炭火都得在他的账本上过一遍，数字上能做的文章远比一副对联多。此刻有人抓着“葱价”做文章，他表面上不语，心里却盘算着这回总算轮到纪晓岚“翻车”。

就在几个人吵得有点上头的时候，一直坐在偏僻位置、那天只喝了两三杯酒的刘墉开口了。这位在地方做过巡抚、进京又当上刑部尚书的人，办案经验超过二十年，说话一向不快不慢。他只说了大约二十个字：“纪大人的下联并不荒唐，世上确实有价值五两六钱的葱，陛下只需查一查御膳房账本便知。”

“查账本”这三个字一落，原本热闹的席间一下安静下来，连离桌子最近的四五个太监都不敢再大声喘气。伤风败俗的笑谈可以多讲十句，动了银两、动了账册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内务府每年负责的宫中开支以万两计，哪怕只虚报其中百分之一，也不是小数。

和珅听到“御膳房账本”这六个字，反应比别人快了一拍。按规矩，御膳房归内务府三司之一，他作为总管，每年要签字确认账簿至少十二次，如果乾隆真让人把近一两年的账册搬上来，对照每天的食材重量和银两，三斤四两的肉、七把葱、半斗米，供应量和价格都能算得清清楚楚。

他没有再等第二句解释，直接从席间站起，跪在离御座不到两丈的地方，先认错再撇清，把责任往下推。他用了“奴才失察”“下人蒙蔽”这类在奏折里常见的八个字，却没有否认御膳房可能存在虚报。一个堂堂一品大员，在几十位同僚面前忽然下跪，这个动作本身，比任何辩解都说明了心虚。

刘墉并没有继续追问，也没有把“虚报多少”“谁开口子”说死，只是把话停在“若查账自明”的层面上。对在座二三十位大臣来说，这已足够——每个人都明白，在内务府体系里，从掌厨的小太监到管库的总管，哪一级敢私自把葱价抬到五两六钱一七把，而不经过上司签字。

乾隆那一晚也没有翻脸，更没有当场下旨查抄。按记载，他只是让话题在几句轻描淡写的圆场中收尾，后面又让人上了两道甜品，宴席很快照常散去。第二天的《起居注》里，只留下一句“赐宴诸臣”，没提任何风波，好像那盘三斤四两的红烧肉从没上过桌。

往后十几年里，和珅依旧稳坐军机要位，直到乾隆六十年以后才由嘉庆主持查办，抄家时从府中搜出的金银财物折银数千万两，是当时国家十几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之一；纪晓岚则继续在翰林、礼部与国史馆之间奔波，到六十多岁才真正退居二线。

民间讲书人把这场宴席改编了无数遍，有的版本里添加了三四处机锋，有的版本又把钱数改成“十两”“百两”，让故事更夸张。但无论细节如何变化，人物顺序基本没变：先是三斤四两的五花肉，再是五两六钱的七把葱，然后是刘墉一句“查账本”，最后是和珅抢先跪下认错。

对后来的人来说，这不过是一则嵌了三两个数字的清宫掌故，却也折射出当时宫中账目、官场生态与文人心气的交织。至于那盘三斤四两的红烧肉、那七把“价值五两六钱”的葱，在真实历史里究竟对应着怎样的数字和责任，各种说法一直都在流传，你更愿意相信哪一种解释呢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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