未来几年，中国很可能将迎来持续的死亡高峰。

这不是危言耸听，是国家统计局实打实的数据说了算。

2022年，我国出现了自1962年以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形势，所谓人口负增长，就是人口死亡率高于人口生育率。

此后，2023、2024年，我国皆为人口负增长形势，去年全国新出生954万人，而死亡人数高达1093万。

为此，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的张震教授和中国社科院的李强研究员表示：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，而这死亡高峰则是三个因素造成的。

4亿“婴儿潮”集中老去

新中国成立后，我国经历过两轮非常明显的“婴儿潮”。

第一轮是1949年到1958年，这十年里每年平均出生2100万人。

其次，1962年到1975年，每年平均出生2600万人，其中1963年一年就出生了2954万人。这两轮婴儿潮加起来，差不多有4亿人。

现在问题来了，人总有生老病死，这4亿人如今正集体进入“高死亡风险年龄段”。

1949年出生的人，现在已经76岁了，从医学角度来说，70岁以上的老人，身体机能会明显下降，心血管疾病、器官衰竭等致命疾病的风险会上升。

哪怕每年的死亡率不变，这么庞大的基数摆在这，死亡人数也必然会大幅增加。

这是人口发展的“历史惯性”，躲不开也绕不过。

医疗越进步，反而死亡集中

这个原因可能有点反直觉：毕竟医疗技术进步了，不是应该让人活得更久、死亡人数更少吗？怎么反而成了死亡高峰的推手？

其实这里的关键是，医疗进步没有“消灭死亡”，只是把死亡的时间“往后推了”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5岁，那时候很多人因为战乱、饥荒、传染病，可能二三十岁、四五十岁就去世了。

而到了2023年，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8.6岁，在一些大城市甚至超过了80岁。

医疗进步反而把以前可能早逝的人，拉到了高龄阶段。

二是把癌症、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些慢性病，从“绝症”变成了“可以长期共存的病”。

最后把原本分散在各个年龄段的死亡风险，集中到了80岁以上的高龄阶段。

就比如以前1000个老人里，每年有100人去世。

现在医疗好了，每年去世的比例降到了8%，但老年人口总量从1000变成了3000，最后去世的人数反而从100变成了240。

简单说，以前是“分散”，现在是“攒着”，这就形成了咱们感受到的“死亡高峰”。

而且现在慢性病已经成了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。

我国居民死因里，心脑血管疾病、癌症、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这些慢性病占比超过88.5%。

这些病的特点是病程长，虽然能靠医疗技术延长生命，但最终还是会走向死亡，进一步加剧了高龄阶段的死亡集中。

年轻人生得太少

如果说前两个因素决定了“死亡人数一定会多”，那这个因素就决定了，这波死亡高峰会显得格外“刺眼”——因为新生的人太少了，死亡的人就显得相对更多了。

最近几年，新生儿数量一年比一年少，2023年出生人口只有902万，2024年还不到1000万。

联合国测算过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1.1，这意味着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少将近一半。

咱们常说的“人口金字塔”，现在已经慢慢倒过来了——上面的老年人越来越多，下面的年轻人越来越少。

以前，虽然也有老人去世，但每年有大量新生儿出生，会把死亡人口的“存在感”稀释掉。

而现在，新生人口远远赶不上死亡人口，自然就让人感觉“死亡的人怎么这么多”。

更关键的是，年轻人少了，缴纳养老金、医保的劳动力就少了。

而需要领取养老金、占用医疗资源的老人却越来越多，这又会进一步加剧养老和医疗的压力，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存质量。

而且年轻人不愿生孩子，也和现在的生活压力有关，高房价、高昂的教育成本、激烈的职场竞争，让很多年轻人觉得“养不起、不敢生”。

这种“少子化”的趋势不改变，人口结构失衡的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，死亡高峰的影响也会被进一步放大。

死亡高峰全面考验

可能有人会觉得，死亡高峰只是“老人多走一些”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但实际上，它的影响会扩散到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关系到每个家庭、每个人。

现在全国的养老床位大概有800多万张，但实际需求早就超过了1000万张。

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，公立养老院排队要排好几年，私立养老院一个月费用就要上万，而80%的老人希望每月养老费用不超过5000元，这中间的差距很大。

对于独生子女家庭来说，一对夫妻要照顾四位老人，一旦老人失能，“一人失能，全家失衡”的情况会越来越普遍。

其次，我国的养老金是“现收现付”模式，也就是现在上班的人缴的钱，直接发给现在退休的人。

现在缴钱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领钱的老人越来越多，有报告预测，如果不调整，城镇职工养老金的累计结余可能在2044年左右见底。

虽然我们不用过度恐慌，但必须提前做好准备。

现在国家已经推动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，在社区里建嵌入式养老服务中心。

提高慢性病的医保报销比例，加强基层医疗服务；推广长期护理保险，减轻失能老人家庭的负担，还在优化生育政策，减轻年轻人的生育压力。

对家庭和个人来说，也可以提前规划：比如多关注家里老人的健康，定期带他们体检，提前了解养老和安宁疗护资源、

年轻人也要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，同时合理规划财务，为未来的养老压力做好准备。

总而言之，中国即将迎来的死亡高峰，是历史出生高峰、医疗进步、少子化这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这既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考验，也是对每个家庭的考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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