#我给明星写封信#

李谷一老师，您好！

1984年除夕，我七岁。

那年冬天雪大，院子里积了半尺厚。天黑透的时候，父亲把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搬到炕沿上，天线拉到窗户边，母亲用锡纸裹了半截筷子插进天线座里，信号能好一点

电视屏幕上全是雪花。母亲用手掌拍了两下机壳，雪花少了些，人影还是忽隐忽现。

李谷一出来的时候，雪花突然小了。

我记得她穿着浅色演出服，灯光打在身上，整个人像在发光。父亲说：“别吭声，调好了。”母亲不再挪天线。我们一家四口挤在炕上，火盆里的炭烧得通红，电视机吱吱啦啦的杂音里，她的声音穿过满屏雪花，清清楚楚地落进耳朵。

那是我们家第一次听到《难忘今宵》。

我妈当时说了一句话，我记了四十一年。她说：“这人唱歌，像在跟你说话。”

七岁的我不懂什么叫“像说话”。但我知道，那个雪夜之后，每年除夕电视机里只要响起这个旋律，母亲就会放下手里的饺子皮，父亲会把打火机从口袋里掏出来又放回去——他不抽烟，只是紧张，怕错过。

那时候没有重播。错过了，就真的错过了。

九岁那年，我问我妈，为什么每年都要唱这首歌？我妈说，就像一个家，客人要走的时候，主人总要送到门口，说几句“明年再来”的话。这首歌，就是春晚站在门口说的那句话。

我信了。

十七岁，我第一次离家过年。

在省城的职工宿舍里，四个人围着一台借来的电视机。窗外没有鞭炮，走廊里有人在煮速冻饺子，水蒸气从门缝钻进来，带着一股食堂特有的碱味。

李谷一出来的时候，我没说话，室友也没说话。前奏响起来，有个东北的男生突然说：“我妈这会儿应该包完饺子了。”

他没哭，我也没哭。但那一分钟，四百公里之外那个贴着褪色窗花的家，忽然被一首歌拉了回来。

那是我第一次明白，《难忘今宵》根本不是一首歌，是一根线。你在天涯海角，只要旋律响起来，线那头就有人拽一拽，你知道家还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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