＂三块红烧肉＂
＂再来一块红烧肉吧，爸。＂儿媳小芳夹起一块油光闪亮的红烧肉，放在我碗里。
我看了她一眼，发现她眼神有些闪烁，嘴角的笑容僵硬得不自然。
这已经是第三块了。
五年前从县一中退休，和老伴住在县里的老房子里，那是单位分的，两室一厅，六十多平米，虽然不大，但住了二十多年，早已习惯。
屋里的家具大多是结婚时置办的，木沙发、衣柜上的漆早已斑驳，但依然结实耐用。
儿子周国强在八十年代末考上大学，是我们全家的骄傲，街坊邻居提起来都竖大拇指。
那时候全县能考上大学的没几个，他能考上省城重点大学，我这个当老师的脸上也有光。
他们结婚那年，我和老伴拿出全部积蓄，给他们买了一台十四寸的彩电和一台海鸥牌冰箱，在当时算是高档嫁妆了。
我和老伴每月都会坐长途汽车去看他们一次，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。
这次去看他们是在1992年的初春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不久，报纸上到处是改革开放的新气象。
那天，我天不亮就起床，赶了五点半的第一班车。
老伴给我准备了两个肉包子和一个铝制军用水壶，里面装满了热茶，我都放在老式帆布包里。
这个包跟了我二十多年，经历过知青下乡，见证过高考恢复，虽然褪色泛旧，但我舍不得丢。
汽车摇摇晃晃，窗外是初春的景色，嫩绿的柳条随风摆动，田野里农民正在春耕。
车上挤满了进城的人，有带着土特产看病的老人，有进城打工的后生，还有提着竹篮准备去赶集的大婶。
一路上，车厢里弥漫着烟味和煮熟鸡蛋的味道，夹杂着邻座大爷嗑瓜子的声音。
改革开放十多年，山乡巨变，人们的腰包渐渐鼓起来，脸上都带着希望。
到省城已经是中午，春风微凉。
儿子家住在单位分的集体宿舍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的六层楼房，没有电梯，走道里弥漫着煤炉的烟味和各家做饭的香气。
我爬到四楼，已经有些气喘，在门口整理了一下衣服才敲门。
＂爸，您来啦！＂小芳穿着碎花围裙开了门，脸上带着惊喜，＂怎么没提前打电话说一声？＂
＂我这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说来就来了，打什么电话，还浪费钱。＂我笑着走进门，把手里提的水果和腊肉放在桌上。
屋里比往常整洁，饭桌上铺着新买的塑料桌布，电视机擦得锃亮，窗台上还放着几盆新栽的文竹。
＂国强还没回来？＂我问，同时注意到墙上挂了几张新照片，是他们去颐和园游玩时拍的。
＂单位开会，说晚点回来。＂小芳搓着手说，目光有些游移，然后转身进了厨房，＂您先坐，我去做饭。＂
他们家的沙发是去年买的，有点硬，坐着不如我家的老木沙发舒服。
外面传来切菜的声音，还有油锅翻炒的滋滋声，香味很快飘了出来。
＂小芳，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？＂我起身走向厨房。
＂不用不用，爸，您歇着，我一会儿就好。＂小芳背对着我，声音有些慌乱。
我看到厨房的灶台上摆了不少食材，有五花肉、带鱼、青菜，还有一小盘已经切好的冬笋，这在平时可是难得的奢侈。
院子里的广播喇叭里播放着《新闻联播》，伴随着邻居家孩子背课文的声音，是我熟悉的生活气息。
吃饭时，小芳一反常态地殷勤，先是给我盛了满满一碗米饭，又夹了一块红烧肉。
＂爸，您尝尝，这是我按照您喜欢的口味做的，放了冰糖和八角。＂
肉入口即化，肥而不腻，确实做得地道，比老伴做的还要好上几分。
我刚吃完，她又夹了第二块，这次是肥瘦相间的。
饭桌上只有我们两人，气氛有些沉闷。
小芳不停地给我夹菜，话也比平时多了起来，东一句西一句，从单位的食堂说到隔壁李阿姨家的孩子考学，再到街上新开的百货商店，眼神却不敢与我对视。
＂爸，这段肉是精挑细选的，您多吃点。＂她又夹起第三块肉，放在我碗里。
我筷子一顿，突然明白了什么。
三十年教书生涯，看人眼色是我的老本行。
小芳眼里的忐忑我再熟悉不过，那是有事相求又难以开口的神情，像极了当年期末考试后找我求情的学生。
＂哎呀，我这老糊涂，老花镜忘带了。＂我突然拍了拍口袋，＂今天《人民日报》有篇好文章，还没看完呢。＂
＂爸，眼镜不是在茶几上放着吗？＂小芳疑惑地指了指。
我装作没听见，站起身来，＂时间不早了，我得赶末班车回去。＂
＂爸，要不您住一晚再走？床单我都准备好了。＂小芳急忙说，语气里带着一丝恳求。
＂不了，不了，家里还有事。再说你婶子一个人在家，我也放心不下。这把年纪了，不能让她操心太多。＂我拿起帆布包，扣上铜扣。
＂不用了，我又不是不认识路，你忙你的。＂我摆摆手，＂天冷，你别出来了。＂
小芳将我送到楼下，欲言又止。
我知道她想说什么，但没给她机会，老教师的尊严让我装作什么都没察觉。
春风拂面，带着些许凉意。
小区里的杨树抽出了新芽，楼道口的自行车挨挨挤挤地停着，一排黑色的二八大杠和几辆带后座的凤凰牌，那是这个时代的标配。
旁边的公用电话亭里，一位姑娘正在打电话，声音又急又响，像是在和男朋友闹别扭。
＂嗯，刚从他家出来。＂我指了指身后的楼房。
＂可惜没碰上他，单位最近分房子的事儿忙得很，国强一直在跑手续。＂老李点燃一根烟，不经意地说。
＂分房子？＂我明知故问。
＂是啊，单位要拆迁了，给大家分新房子，在开发区那边，环境挺好的。＂老李吐出一口烟圈，＂就是手续麻烦，还要一次性付清百分之三十的首付，这可不是小数目。＂
我心里咯噔一下。
分房子？首付？这就是儿媳欲言又止的事情吧。
现在的房子动辄几万块，三十percent的首付，那也得一两万，可不是一般工薪家庭能轻易拿出来的。
＂国强最近为这事儿愁坏了，整天跑银行问贷款的事。＂老李继续说，＂现在这年头，没房子可不行，尤其是他们这些刚结婚的小两口。＂
我点点头，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，＂年轻人嘛，总要经历这些。行了，我得去赶车了。＂
＂周老师慢走！＂老李推着车子离开。
回家的路上，我心事重重。
车窗外，夕阳西下，城市在暮色中亮起灯光，霓虹招牌闪烁着改革开放的新气象。
一路上，我的脑海里全是小芳忐忑的眼神和那三块红烧肉。
我明白，她是想开口借钱，却拉不下脸来。
归根结底，是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问题。
在我们那个年代，向父母开口借钱是很难为情的事，更别说是向岳父母了。
我叹了口气，想起老支书常说的话：＂人穷不能穷志气，人老不能老脾气。＂
回到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，屋里亮着昏黄的灯光。
老伴正在缝一件毛衣，是给小芳准备的，针线活一直是她的强项。
＂今儿怎么回来这么晚？＂她抬头问，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血丝。
里面是我和老伴几十年来攒下的积蓄，各种面额的人民币整整齐齐地码着，还有一些存单。
大多是为儿子准备的，从他出生那天起，我们就开始一点一点攒钱。
早年当教师，工资不高，但我们省吃俭用，就盼着儿子将来有个好前程。
＂怎么突然翻这个？＂老伴站在门口问，手里还拿着毛衣针。
我把在省城的所见所闻告诉了她，包括小芳夹红烧肉的事，还有遇见老李的对话。
老伴听完，沉默了一会儿，随后放下毛衣针，走到我身边坐下。
＂这孩子，有事情怎么不直说呢？＂她叹了口气，皱纹里满是心疼。
＂哪有子女向父母开口要钱的？尤其是向岳父母。＂我苦笑道，＂当年我们结婚时，不也是东凑西借，硬着头皮向你爹娘开口的吗？＂
记忆一下子回到四十年前。
那时我刚从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县一中教语文。
工资只有三十六块五，比城里的工人还低一些。
我和师范的同学谁玲谈了对象，准备结婚，但穷得叮当响，连床铺都买不起。
最后是岳父拿出一百块钱，才让我们有了安身立命的小家。
那天去岳父家，我磕磕巴巴说了半天，脸涨得通红，到最后还是谁玲开口替我说明来意。
那时的羞涩和无奈，和现在儿媳的眼神何其相似。
＂我看，咱们别让孩子为难了。＂老伴拍拍我的手，＂下周你再去一趟，把钱给他们送去。＂
＂嗯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＂我点点头，把钱和存单都收拾好，放回盒子里。
窗外，月亮爬上了树梢，洒下清冷的光。
隔壁传来收音机的声音，是《新闻联播》的结束曲，一天又过去了。
那一夜，我睡得不踏实，梦里全是儿子小时候的样子。
他坐在我的肩膀上，兴奋地手舞足蹈，差点从我肩上掉下来。
我拍着他的小脑袋说：＂只要好好学习，将来一定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。＂
一晃眼，儿子已经是国企的技术骨干，马上就要成家立业了。
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一眨眼就是几十年。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去了农业银行，把存单都取了出来。
柜台后面的姑娘见我取这么多钱，还特意问：＂大爷，带这么多现金不安全，要不我给您换成支票？＂
＂不用了，闺女，老头子我没用过支票，怕弄错了。＂我笑着婉拒。
回到家，老伴正在收拾一个大包裹，里面是自家腌的咸菜、风干的腊肉，还有她亲手织的毛衣。
＂既然去，就把这些一起带上吧。＂她说，＂小芳最爱吃我腌的大头菜了。＂
看着老伴忙碌的身影，我心里一阵温暖。
这就是中国的父母，再苦再累，也要把最好的留给子女。
隔了一周，我又坐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。
这次老伴也一起去，她说想看看儿子和儿媳，其实我知道，她是担心我一个人拿那么多钱不安全。
一路上，她絮絮叨叨地叮嘱我：＂到了别直接把钱给人家，先旁敲侧击问问情况，别让孩子们觉得我们多管闲事。＂
＂知道了，我又不是第一天当爹。＂我有些不耐烦，但心里却记住了她的话。
到了儿子家，发现他正在家。
看到我们来了，他先是一愣，然后忙不迭地接过我们手里的包裹。
＂爸，妈，你们怎么又来了？这才一个星期啊。＂他的眼睛里有惊喜，也有一丝窘迫。
小芳从厨房探出头来，看到我们，脸上也是又惊又喜，赶紧出来打招呼。
她穿着家居服，头发有些乱，好像刚睡醒不久。
＂我们想你们了，就又来看看。＂老伴笑着说，顺手把带来的东西往厨房里送。
我注意到茶几上散落着一些文件和计算器，好像在算什么账。
儿子赶紧把东西收拾起来，随口说：＂单位最近事多，带了些工作回来做。＂
＂是房子的事吧？＂我直截了当地问。
儿子愣住了，手里的纸张差点掉在地上。
他看了小芳一眼，小芳也是一脸惊讶，随后低下了头。
＂爸，您怎么知道的...＂儿子支支吾吾地说。
＂老李都告诉我了。＂我没绕弯子，直接说，＂他说单位分房子，你们为首付的事发愁。＂
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只剩下墙上挂钟的滴答声。
小芳站在厨房门口，眼圈红了，欲言又止。
＂爸，妈，我们本来想等攒够了钱再告诉你们的...＂儿子低着头说，声音有些发抖。
＂傻孩子。＂我叹了口气，从怀里掏出那叠钱和存单，直接放在桌上，＂这是我和你妈这些年的积蓄，不多，一万多块，够不够付首付？＂
儿子和小芳都惊呆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一时语塞。
＂爸，这...这是你们的养老钱啊...＂儿子声音哽咽，眼里含着泪。
＂什么养老钱，我们这辈子就你一个儿子，钱不给你留着给谁？＂我故作轻松地说，但自己的声音也有些颤抖。
＂可是...＂
＂没什么可是的。＂老伴插话道，＂我和你爸身体都好着呢，再工作几年没问题。再说了，你们有了房子，我们还不是高兴？＂
小芳再也忍不住，扑通一声跪在我们面前，泪如雨下。
＂爸，妈，谢谢你们...我...我不知道说什么好...＂
＂起来，起来，哪有儿媳妇给公婆下跪的道理？＂我和老伴赶紧去扶她。
儿子也跪下了，想给我们磕头，被我们拦住。
＂起来，起来。＂我扶起他们，有些哽咽，＂咱们是一家人，磕什么头？房子的事，你们放心办就是，缺多少，家里还能再挤一挤。＂
儿子紧紧抱住我，像小时候那样。
我感受到他肩膀的颤抖，也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和爱。
屋外，春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，敲打着窗户，如同我此刻激动的心情。
饭桌上，小芳张罗了一桌子菜，还是有红烧肉，但这次我看她夹菜的动作自然多了，眼神也坦然了。
我们聊起了房子的事，儿子拿出户型图给我们看。
那是一套七十多平米的两居室，比我们现在住的大了不少，还带一个小阳台。
＂阳台朝南，妈可以在上面种花。＂小芳兴奋地说，眼睛里闪着光。
＂好啊，等你们房子下来了，我就去住一阵子，帮你们收拾收拾。＂老伴笑着说。
儿子给我们到了一杯白酒，自己也倒了一杯，神情严肃地说：＂爸，妈，这钱我不是白要的，我和小芳商量好了，等我们工资涨了，一定会还给你们的。＂
＂胡说什么呢，＂我摆摆手，＂父母给子女的，天经地义，哪有还的道理？你们好好过日子，将来有出息了，多孝敬我们就行了。＂
＂那是一定的。＂小芳认真地点头，眼睛里都是感激。
吃完饭，我和儿子坐在阳台上抽烟。
他告诉我，单位这次分房是个难得的机会，错过了可能就要花更多钱去市场上买商品房了。
＂爸，其实我们手头也有些积蓄，就是差这最后一笔首付。＂他吐出一口烟圈，＂小芳本来想开口问您借的，但她拉不下脸，怕您和妈心疼钱，还怕您觉得她势利。＂
＂我哪会那么想？小芳是个好姑娘。＂我笑着拍拍儿子的肩膀，＂不过，那天她给我连夹三块红烧肉的样子，确实把我吓了一跳。＂
我们相视而笑，笑声在春雨中格外清脆。
那天晚上，我们住在了儿子家。
临睡前，小芳拿出一个本子，认真地记下了借的钱数，还写上了＂借条＂两个字。
＂爸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还的。＂她郑重其事地说。
我没接那本子，只是笑着摸了摸她的头。
＂傻孩子，父母和子女之间，何必这么见外？我和你婆婆攒这些钱，不就是为了你们吗？＂
小芳的眼圈又红了，抱住老伴低声啜泣。
老伴轻拍着她的背，嘴里念叨着：＂好孩子，好孩子...＂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坐车回去了。
儿子和小芳送我们到汽车站，依依不舍地挥手告别。
回家路上，春风和煦，省城的天空格外明亮。
我想起小芳夹给我的那三块红烧肉，心里暖洋洋的。
＂我说老周啊，你说这孩子们，有事怎么不直说呢？非要拐弯抹角的。＂老伴靠在我肩上小声说。
＂这不是遗传了我的臭脾气嘛。＂我笑着说，＂当年我向你爹借钱，不也是支支吾吾说不出口？＂
老伴白了我一眼，但嘴角却带着笑意。
＂不过，小芳那丫头挺有意思的，夹三块红烧肉，还以为我看不出来呢。＂
我们相视而笑，想起当年的青涩和忐忑，又想起儿子和儿媳的窘迫，不禁感慨万千。
有些事不必说透，家人之间，一个眼神就够了。
半年后，儿子的房子终于下来了。
我们去看了新房，宽敞明亮，比他们原来的单位宿舍好多了。
小芳兴高采烈地给我们介绍每个房间，说等装修好了，一定要我们常来住。
阳台上已经放了几盆花，是老伴带去的茉莉和月季。
儿子悄悄告诉我，他已经升职了，工资涨了不少，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我们。
看着他们幸福的样子，我和老伴也跟着高兴。
人生就是这样，先是父母牵着我们的手，然后我们牵着子女的手，再然后子女牵着他们子女的手。
这些手连接起来，就是生生不息的亲情。
那天临走前，小芳特意做了红烧肉，还是那个味道，肥而不腻，香气四溢。
她夹了一块放在我碗里，眼神坦然而感激。
＂爸，您多吃点。＂
这一次，我笑着接受了，心里明白，那不只是一块红烧肉，而是一份浓浓的亲情和感谢。
走出儿子家的楼道，迎面是一排排新栽的法国梧桐，在春风中摇曳。
我和老伴并肩而行，步履轻盈，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候。
天很蓝，云很白，未来很长。
人这一辈子，不就是为了这些简单的幸福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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